谈师德的时候，我们到底在谈什么？

读了我有关师德的文章后，有人回复说，师德就是一个筐，什么都往里面装。“筐”当然是装东西的，但装进师德这个“筐”里的，都是“师德”的本质要求和本然内容吗？

答案是否定的——合肥的“高铁门”事件，让我对此有了更多的思考。

师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。顾名思义，是社会对教师这个职业在道德方面的要求。这种要求，往往外显为一些条款。

最典型的是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或各地的“八不准”或“十不准”，表面看，都是对教师行为的要求、约束和禁止，实质上，是对教师从事这个职业时的期望。

“规范”，按我的理解，即规则和范本——这个范，有楷模和表率的作用。即是说，师德既有清楚明确的、硬性的、必须遵守、不能逾越的一面，也有相对含混的、倡导性的、鼓励性的、难以明确考量的一面。

就此而言，师德其实只是一个“框”，是对教师职业道德的框架性约定。

约定有“俗成”的意味，必须尊重和遵守，但框架总是粗略的，大概的，不会精细或精确到某种具体程度。因此，尽管师德首先体现为一些基本的底线和原则，但无论是过去的“为人师表”，还是现在的“师德规范”，其实也包含方向和主张，即人们对师德的期望。

期望并非必然的要求，无论“爱岗敬业”，还是“教书育人”，无论“关爱学生”，还是“终身学习”，都是相对笼统的说法，没法具体考量和评估的——某种意义上说，现在的师德，本身的模糊和含混，让它从“框”变成了“筐”。

“高铁门”事件的主角，其失范的言行，即不幸地被纳进了这个“筐”里，而脱离了“框”的范畴。

师德是从哪里来的？

简单说，师德肯定是从道德而来的，但更“原点”的问题是：道德是从哪里来的？

我倾向于认为，道德就是“道出来的德”，它既是人们“遵道而行”后的总结、概括和归纳，也是人们言说出来给人听、希望更多人遵守的。无论哪个意思，道德都是人们为了维护群体或公共利益而提出的一些主张、准则和期望。

道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人脑里固有的，而是人们在交往中渐渐形成的。而道德一旦形成，就自然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和约束力。遵循的人，是有德的，违背的人，则是失德或缺德。不过，到底是遵循，还是违背，其实是源自个体的“内在秩序”的评估和权衡。

道德虽是个体的选择，道德评判，却往往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他人——正因如此，道德也叫社会公德，有“利他”、“利人”的“天性”。

总体说，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，更有助于道德意识的形成，也更有利于道德行为的维护。而专断、粗蛮、混乱、暴戾的社会，很难让人真正形成和遵守康德所说的“道德律令”，就像食不裹腹、为生计所困的人，很难有眺望“星空”的闲暇，无论那星空多么“灿烂”。

师德自然也是如此——无论形成和遵守，都是如此。因此我曾经说，道在德先，不讲“师道”，而求“师德”，不只是缘木求鱼，甚至本就是“严重缺德”。

师德与公德是一回事吗？

当然不是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，自然需要遵守各种角色所赋予、规定和要求的规范。

师德只是对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时的要求和期许，公德显然有着更大范围的指向，是对“一个人”在公共事务中的言行约束和规范，如遵守秩序，不破坏公物，等等。

或者说，公德更具普遍性，师德更具专业性。

公德与师德的分野，要求我们在评判和讨论具体事件时，要有明确的区分和界限。就像讨论公德和私德时，必须“公私分明”一样。公德的归公德，师德的归师德，甚至，师德的归师德，专业的归专业。就像，上帝的归上帝，撒旦的归撒旦。

“高铁门”事件中，女主的言行究竟是有违“公德”，还是有辱“师德”？

我觉得，女主的“失范”，显然属于“公德”范畴，甚至“法律”范畴，但死磕其“教师”身份，甚至由公德而追究其师德，因公德失范而质疑其师德问题，这未免有些“越界”。

即便是公德，也有不同情形的区分。就像犯罪，都有“激情犯罪”一样。临时性的言行冲动，不一定能体现其长期性的道德消灭。一个人偶尔的言行错误，也不意味着他将永远错误，一个人在某方面的错误，也不意味着他整个人品行都有问题。

乘坐高铁时的言行，与女主作为教师的努力和业绩，并没有必然联系。硬性捆绑评价，虽然政治正确，但无疑有全盘否定之嫌。

很多人揪住女主曾经的教学业绩不放，仿佛那业绩也因其失范的言行而成了可疑。而庐阳区教体局作出“停职检查”的处理，甚至因罗某一人犯错，而让全系统教师集体“背锅”，为师德集体“背书”，既缺乏程序正义，也涉嫌上纲上线，不免让人齿冷心寒。

师德是高标准还是低要求？

今天，教师职业面临着凡俗化、神圣化的困境。

凡俗化的体现就是，只认定教师是一门职业，而职业只不过是谋生的方式或手段，与其他职业没有明显区别。持此论者，往往过于淡化对教师应有的道德要求。

神圣化的体现则是，认为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，每个教师都应当迹近圣人，成为道德楷模。持此论者，往往过于强化对教师的道德要求——一旦“神圣化”，就很容易出现“妖魔化”。

淡化和强化，都是非正常化——凡俗化，走的是低端，神圣化，走的是高端。或者说，凡俗化，是底线，神圣化，是高线。

师德其实应该是“居间”状态：一方面，它设定了起码的、必须遵守的底线，另一方面，它指向于更加高的期许和愿望。底线相当于“规定”，一旦逾越，就是师德失范。高线则相当于“范本”，是楷模和表率。

居乎其间，师德应该既是低端的要求，也有高端的追求——但这种追求，不应该成为统一的规定。毕竟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。

同时，师德虽是外在的要求，但要有所追求，必须成为内在的规范，成为个体的自觉。

因此我觉得，讲师德，本身就很荒谬。师德不是用来讲的，而是用来做的。由外人，尤其是本身没有师德体验和经验的人来“讲师德”，很搞笑。

正如我曾说的，自己“不讲师德”，却要求别人“讲师德”，要么是缺心，要么是缺德，某种意义上说，简直就是“耍流氓”。

师德是群体规范还是个体要求？

既然师德是对职业的约束或规范，毫无疑问，它是针对群体的，而不是个体的。虽然，置身群体的个体，需要遵守和奉行。但不可能通过强行的方式达到。

群体是由个体构成的，但构成群体的个体，是绝对不一样的，有着远近高低的不同层次。

群体的本质往往会通过个体的品质来体现，但个体的品质表现，并不必然意味着群体的本质——除非有或没有这种品质的个体，达到了某种量级，能够影响和决定群体的状态。

以特殊个体的表现，评判整个群体的状态，无论肯定或否定，都是愚蠢的。个体再优秀，也难以提升拙劣的整体素质；个体再拙劣，也难以否定优秀的群体品质。

个别教师出现道德问题，并不等于所有教师都有问题。

就“高铁门”来说，仅仅因为女主的言行，而否定教师群体，无疑是愚蠢的，因此而诬蔑、诽谤整个教师群体，甚至整个教育行业，更其荒唐可笑，自然难以服众。

师德的边际在哪里？

师德既是职业规范，显然是有边际的。一个教师，既不可能是“先天性”的教师，也不可能是“全天候”的教师。在学校里，面对学生，或面对家长，他应该以师德规范要求自己，但是在家里，更多就是自然人的身份，置身社会，更多就是社会人的身份。他所应遵循的，是社会公德，而不是师德。

“高铁门”事件中，那些死咬其“教师身份”的人，最大的误判就是，因为她是教师，她的行为，就对社会造成了更大“恶果”，所以要让她吞下更大“苦果”。

这其实是“师德泛化”。即把一般性的错误归结为职业性错误，对一个教师的所有行为，都以师德的高线要求，这种泛化，事实上造成了师德边际的模糊。

扒高铁门，阻拦高铁，是违法行为，自当受法纪处分，但不能把她在这件事上的错误，延伸到其他事情上，更不能因此否定她的全部。

师德泛化的另一症状是，以师德代替专业。尽管我们期望教师能“为人师表”，但看看“师德规范”，真要能达到那水准，老师就不是简单的老师，而是圣父和圣母。倘真如此，他就当被高高供奉，哪里需要当这劳什子教师？

既要是全能保姆，又要是高级保镖，过高的道德要求笼罩着教师，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专业要求。就像今天的学校教育，以安全压倒一切，又如何保证教育教学质量？

对教师赋予太多道德色彩，甚至以圣人标准要求教师，这实在荒谬。要求一个教师时时刻刻都像圣人，吃饭、睡觉、打呵欠，都要有圣人的节律和节奏，更加荒谬。

针对这种泛化，朋友阿春儿曾说：“师德成了套在每个教师头上的紧箍咒，你不听话时念一念，闯了祸时念一念……这是教师的悲哀！”

想想，的确悲哀，而且是，集体的悲哀。

2018.1.12-13

【相关前情】

.

据说，转发的人，

不仅手有余香，而且心有亮光

刀哥微店

欢迎关注